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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1日，經過近6年的艱苦談判，我國終于成功叩開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門。全世界都對中國的加入充滿好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會給這個體系帶來怎樣的影響？

我國更是激動而緊張：因為世界市場對我國敞開了大門，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外部需求；與此同時，外來的商品一定會沖擊我國先有的產業體系，造成一部分產業在競爭中萎縮。因此，不光媒體和普通民眾有“狼來了”的惴惴不安，國內外的學者也普遍認為WTO一定會對我國的產業造成結構性的沖擊：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獲益擴大，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受損收縮。

然而我國加入WTO以后，市場擴大效應遠遠大于行業競爭效應。WTO紅利超過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測。僅僅用了10年，我國就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其中出口世界第一，進口世界第二。從2003到2007年我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一直都保持強勁的兩位數增長。我國的人均GDP也迅速從2000年的不到1000美元，躍升到了2011年近6000美元，2020年我國更是跨越了1萬美元大關，人均GDP達到了10267美元，在加入WTO之后的20年間實現了10倍的增長！

加入WTO之前普遍擔心的產業大調整并沒有發生，我國不但在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享受了WTO紅利，在電器甚至電子行業也逐漸打開局面。在當下中美經貿摩擦的大背景下，有部分美國右翼政客甚至叫嚷，美國在21世紀最大的戰略失誤就是“允許”中國加入WTO。

今年是我國加入WTO的20周年。雖然WTO的紅利期已逐漸消失，但是發生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這一重大事件，對我國影響深遠，值得我們好好總結。

首先，WTO給我們帶來的巨大成功，再次證明了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三次快速發展期。第一次是我國開始執行“改革開放”的國策，以1980年的深圳特區建立為標志。通過深圳的“試水”，引領全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第二次是浦東的開發開放，標志是1990年外高橋保稅區（我國第一家綜合保稅區）的建立，我國的對外開放從簡單的加工制造升級到了基于加工制造的研發和金融等產業鏈的綜合開放。

第三次就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按照WTO的要求，我們不但顯著地降低了關稅，關稅總水平從2000年的15.3%下降到了2010年的不到10%（目前進一步下降到了7.4%）；而且還打開了大部分的制造業市場，使得制造業各產業出現了國企、民企、外企（含合資企業）三足鼎立，逐鹿市場的競爭局面。在開放的大環境下我們的市場經濟得以再次快速發展，奠定了我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其次，“開放”不是目的，而是倒逼國內改革的手段。

因為我國是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的締約國，所以實際上我國本來是有機會以創始成員身份在1995年就加入WTO的。然而，由于擔心開放會對國內產業造成巨大沖擊，我國遲疑不決。僅僅在WTO形成一年以后，中國迫于貿易和投資轉移效應的壓力，又重新在1996年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入世談判，在做出了遠比1995年更多的承諾之后才在2001年底最終加入。

然而，實際結果是WTO非但沒有沖毀我國的制造業，反而還使我國制造業占領了大量的國際市場。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應對WTO的挑戰，開始認真地在制造業中實行國有企業“關、停、并、轉”，大幅減少民營企業的進入壁壘，通過優勝劣汰打造了具有競爭力的制造業，這才為我國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6年多的WTO談判實際上不但為我國贏得提前適應WTO的時間，更重要的是為國內經濟改革指明了方向。

再次，WTO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開放”概念的含義在不斷升級。

如果說我國1980年的改革開放是我國迎接全球化的開端的話，那么2001年加入WTO則是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化進程的肇始，而2010年以后，我國推動的區域全面伙伴關系協定（即RCEP，2020年11月正式形成，2022年1月實施）和“一帶一路”，則可以認為是我國引領全球化、樹立中國在國際經貿改革中的話語權的探索。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逐漸進入“深水區”，我國已經從簡單的“大進大出”式加工貿易升級到了從研發到銷售的全產業鏈全球化發展進程中，隨之而來的是對我國開放要求的提升和我國自身對于維護全球化的責任體現，我國要準備承擔更多的開放義務。

最后，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我們需要快速而高效地迎接后WTO時代的到來。

WTO對我國的挑戰主要是在貨物貿易自由化方面，在這方面的開放中我國已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然而，自2008年以來，國際經貿合作進一步要求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形成了所謂的“高水平”貿易和投資協定要求。概而言之，所謂“高水平”，就是指不光要在貨物貿易方面實現全面的零關稅，還要在數字通信、金融、醫療、教育等服務貿易方面實現自由開放；不光要減少在關境上的貿易壁壘，也要大幅度降低在關境內（即國內市場）的壁壘，如政府的市場競爭管理、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標準和規則的統一等。也就是說，WTO的經貿自由化主要體現在關境上，而“高水平”的經貿合作要求則大大延伸到了關境內（即一國的國內市場）。

國際上的第一個“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就是2008年美國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即TPP，2017年美國退出以后改稱CPTPP）。比如TPP的一個核心要求就是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投資準入，以排除法的方式規定外國投資者的準入領域，使得本國很難再以復雜的行政法規和產業政策隨意控制市場準入和競爭。

“法不限制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這個負面清單最直觀的解釋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負面清單的法律性質和對外企的開放程度，而且意味著在市場監管中行政權向法權的全面讓渡、對特定行業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特殊政策的減除以及對行業準入和營銷的歧視性政策的移除。原因很簡單，負面清單之下只能有一種國民待遇，國企、私企和外企應該被一視同仁。

事實上，我國自2013年開展的自貿區開放創新試驗就是為了適應國際高水平的貿易投資協定要求，我國最早的負面清單——上海自貿區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就是在此背景下出臺的。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向高水平自由貿易與投資協定的要求看齊，這樣的戰略舉措無異于在積極準備“二次入世”，雖然開放挑戰嚴峻，但是改革意義重大。

我國在過去的4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中經受了多次嚴峻的考驗，每一次考驗都伴隨著重大的改革思路的激蕩。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主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90年代初是“深化改革、堅持開放型市場經濟發展之路”；加入WTO之后是從“以勞動力換市場到以市場換市場”的突破。每次重大改革思路的落實都有賴于壯士斷腕般的改革魄力和勇往直前的執行力，這一點在我國加入WTO前后尤為明顯。

無論是前端的關稅下調、外貿權“下放”，還是后端的國有企業改革，制造業市場放開，今天看似波瀾不驚的改革在當年都是在諸多爭議和阻力之下堅決推動完成的，最終通過WTO帶來的全球市場，造就了我國制造業世界第一大國的地位。當今世界，制造業的開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合作的要求了，連WTO本身的改革都已箭在弦上，因此我國也正面臨著二次入世的壓力。

如何將我們相對封閉的服務業與世界連接，如何將我國的市場通過規則和管理方面與國際接軌繼續開放，是擺在改革者面前的重大問題和挑戰。黨和國家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乃至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偉大決心已下。我國推動的RCEP不但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區域自由貿易區，而且是我國歷史上領導形成的第一個（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

時代在改變，我國已從一個被動的規則接受者變成了一個一邊適應新規則、一邊創造新規則的全球化主要參與者，但是唯一不變的是，改革開放的具體舉措還需要我們繼續用智慧和勇氣去推動和實現。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光谷自貿研究院院長）